Monday, September 20, 2010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條魂縈小徑

文/陳英哲
(本文刊載於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樂覽》雜誌2010年8月號)

也許沒幾個人會還計較,到底這條小徑是不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裡,這條小徑所流傳的故事,卻總是印在認識這樣舞蹈、音樂、及文化的人心中。這是一條幾乎所有聽探戈曲或是西班牙文民歌的人,都應該有印象的歌,胡立歐也曾經翻唱過。曲名簡單尋常,就稱〈小徑〉(Caminito)。這條小徑就如探戈這種音樂會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某種悲傷情緒的宣洩,以小調悲鳴卻又必須維持腳步延續的方式繼續。身為阿根廷人的指揮家兼男高音荷西.庫拉(José Cura)也曾在演唱專輯中收錄過這首歌,但最為人所記得的,當然是探戈之王賈戴爾(Carlos Gardel)的經典演唱版本。

時間已經拭去的那條小徑

那日我們曾經過那裡

我來這最後一次

來告訴你我的哀愁。

小徑,你曾經

花叢滿布又蘆葦雜生

你將會成為影子

如我一般的影子。

她離開後,我從此哀傷

小徑,吾友,我也將離開

她離開之後,不曾回來

我將隨她的腳步,別了,小徑。

小徑,我每天下午

開心地邊走邊哼唱吾愛

如果她再來這裡,別說

我曾淚濕你身上。

小徑,長滿薊草

時間之手抹去你的蹤跡

我希望倒在你身旁

靜待時間領我們而去。

就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了這首歌,也為了這個文化而延續,大家為了這首歌而希望追尋這條傳奇小徑。竟然如果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跟人說起這條「小徑」,大家會指引你前往港口碼頭區(La Boca)的這條,充滿著五顏六色的小徑。但這首歌其實最原意,在一九二六年寫成時,應指的是阿根廷北邊拉里奧哈省的奧爾塔(Olta, Riojano)小村莊裡的一條小徑。這首歌中的緬懷及思念,讓探戈這樣的小調曲式,就像這條哀傷的小徑,足以讓音樂及歌詞,漸漸緩緩勾攝住心中容易感傷的那一小塊,而跟著歌中男主角及小徑,希望在小徑上找到一條紓解的出路。

這樣淡淡但又持續的哀愁,與這種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幾乎交互影響而生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又自稱「港都人」(Porteño),起因於歐洲移民到阿根廷的第一站即為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海港,而當歐洲各地,還有從非洲進口來的黑奴匯聚在這個海港都市,這樣一個文化交雜參差的地方,成了探戈這種樂曲及音樂會產生最好的溫床。這些港都人最自豪的,是冒險的精神及創造的勇氣,但提到「港都人」這個身分時,這些全為離鄉背井的各地英雄豪傑,也總有那絲懷念故鄉過去的遺憾及矜持。

本來也許是清楚明瞭的歷史考究,竟然也被容易將所有事都情緒化處理的阿根廷人,把探戈的歷史傳奇誇張化,也毫無希望求證的欲望。當阿根廷首屈一指的文學舵手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寫下〈探戈的歷史〉一文,讓大多的喜好者,更是因為大作家已經做好的整理,用最絕妙優美的文筆寫就,成為寧願相信的過去記載。可笑的是,波赫士筆下到底何者為真,何者為幻,一直也就是探戈成為傳奇的最佳觸媒。這個異端描述的開場,竟也是狀似客觀的引述及謙稱,讓這篇文章更顯重要非常。

可以理解及具共識的是,探戈的起源充滿相當多的睪酮素(還是要優美一點說男性賀爾蒙也行)。就在以男性為大宗的歐洲移民下船後,突然發現美洲大陸的蠻荒及無限的可能性,讓他們必須以更原始的方式求活。波赫士說道:「我小時在巴勒摩,多年在查卡里塔和伯多看到的一對對的男人在街角上跳舞的情形,因為鎮上的女人不願意參加放蕩的舞蹈。」就像過往對這種舞蹈的起源鄙視,「以前的探戈是放縱的胡鬧;今天像走路那麼平常。」波赫士說。

也因為早期探戈並未完全定型,充滿可能性及創意,波赫士更用他擅於增色的筆調為過去歷史彩上,讓人無法求證的傳奇色彩:「最早的米隆加和探戈也許有些愚蠢,或者有點不知所措,然而至少是豪邁歡愉的;後期的探戈則像是一個怨天尤人的人,成天悲歎自己的不幸,無恥地慶幸別人的不幸。」如果這樣的探戈流傳至今,也許並非會是受我們所喜愛的音樂類型,因為抒情感懷的那條心靈小徑,也就無法隨著這樣的音樂而有所纏綿。波赫士寫下這些有關探戈的字眼時,時值不過探戈的第一個黃金年代一九三零年。

當我們提到賈戴爾,不得不提馬戴爾(Julio Martel)。懂得探戈的人,相傳一位並未留下任何錄音,也鮮少公開演出的探戈歌手,就算他有公開演出,他也絕對不會選擇音樂廳,或是酒吧,也不會預先告出即將演出的地點或曲目。他個歌聲傳聞會「憑恃著自身的力量騰空、翱翔,展開豐富的情愫,超越了一生所能容納的感觸……」。聽過他的人,都說他唱得比賈戴爾還要好。如果你想要找這個人的唱片,除了剛才的敘述中已經提到他不曾留下任何錄音,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他是虛構的。這個角色是二零一零年二月剛辭世的阿根廷小說家馬汀尼茲(Tomás Eloy Martínez)所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換個角度來說,如果熟知探戈的人,當聽到「唱得比賈戴爾還好」,就應該要知道這件事是假的。就算是連筆者站在文學欣賞的立場,都寧願不要承認這個人物的不存在。馬汀尼茲對馬戴爾的描述:

馬戴爾不在那些熙熙攘攘、如迷宮般的交叉路口演唱,而選擇前往某些流浪家庭紮營的死巷街區。在此,任何聲音一旦從喉嚨發出,即如同鉛塊般墜落:濃稠的空氣使之潰敗。然而,在隧道內的所有岔路皆可聽到馬戴爾的歌唱,因為他的嗓音有如涓涓細流,越過一切阻礙。那是他絕無僅有的一次獻唱菲力伯特與科莉亞.佩妮亞洛莎(Filiberto & Coria Peñaloza)的〈小徑〉(Caminito),因為這首探戈歌曲並未達到他對表演曲目的要求。魏吉利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要使所有步行其中的人們能夠跟上歌詞,而不迷失方向,並且試圖在已存有甚多迷思的地下迷宮當中,不再添加更多的難題。

這條小徑,總是我們都在找尋歸來,和重回過去美好時光的可能。這樣的重回,亦是一種復活,回到甜美的起初,但是那本來就是僅存在緬懷的可能中,是不切實際的,但是藝術與音樂不也就是因為這樣,而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情緒及情境中切換轉調,讓所有的一切不至於一層不變。這個主題,《歸來》(Volver)早成為一首探戈名曲,也成為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以這個詞來為自己的電影命名,在台灣上映的中文片名為《玩美女人》(Volver),也就是這部電影潘妮洛普口中一直哼著的幽怨歌曲。

另外一位阿根廷傳奇作家薩巴多(Ernesto Sabato),這位已經生於一九一一,活了九十八歲的人瑞作家,在一九九八年時,出了自傳《終了之前》(Antes del fin),以為可以因為這本書,而已經可以向世界負責。在序曲,就已經引用阿根廷著名探戈作曲家多羅(Aníbal Troilo)的歌詞引言。這位生處在二十世紀最精采歷史中的科學家與作家,將探戈之所以可以在阿根廷產生的關係,這樣表示:「人類真正的祖國是那個他一再從理想的旅行中回來之後的祖國,是這塊心靈在人間以及在人生旅途的領域,是這塊我們在其中生活、相愛以及受苦的破碎土地。在一個全然危機的時刻,只有藝術可以表達人類的不安與絕望,和其它思想活動不同,藝術是唯一可以抓住你靈魂的全部……」這個祖國之路,不也就是那條我們心中曾與我們為伴,相依相惜的小徑?

生長於阿根廷的音樂家其實叱吒古典樂壇撐起一片天,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巴倫波英(Daniel Barenboim)及前面提及的庫拉,都是在古典樂界無人不知的重要名字。當然,探戈文藝復興的教父皮耶佐拉(Ástor Piazzolla)也是在愛樂人社群中相當熟悉的名字。巴倫波英在年輕時,幾乎不會提到或選用探戈音樂,可是當他到近年來,探戈和阿根廷在他的演出曲目中,開始占了一個位置,也算是將音樂與文化的結合,還有發揚阿根廷形象,將探戈增加世界舞台曝光的機會。

當皮耶佐拉抱著希望前往巴黎,願意將古典音樂作曲及鋼琴技巧精練的時候,他遇到了音樂教母布蘭潔(Nadia Boulanger)所給她的忠告,找尋自己的聲音及跟隨自己的天命,就算在自己家鄉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稱作破壞傳統、妄造文化,但是他還是依靠對藝術的執著,將探戈更高級的藝術表現,及運用這個曲式所轉變出來的各種可能,帶進歐洲、美加,從此奠定自己在音樂界不可磨滅的永恆地位。或許吧,很多跳探戈的人會語重心長地說,皮耶佐拉的音樂不是舞蹈的音樂;但是我相信,聽過他音樂的人,沒有人可以否認,這樣一條勾攝撩人的小徑,在聆賞人心中所帶起的情緒蕩漾,絕對就像讓音樂抱著心靈舞動探戈,那還是舞曲一條,如詩如歌如泣如愁,循徑找尋懷想那心目中那塊曾經的舊時美好,成為藝術,至少是探戈藝術中最終極的解脫。






Friday, September 17, 2010

文字原聲帶.音樂抽象畫

文/陳英哲

(本文刊載於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樂覽》雜誌2010年7月號)

人是視覺的動物,是這樣的嗎?如果此說成立,那至少在閱讀本刊的你,喜好的就與常人不同。音樂增加生活中的色彩,豐富我們的感情,充滿在我們的生活中,但是這些音樂到底在我們心裡產生了什麼?情緒要怎麼言語形容,還是出現了某些風景或是意象,讓我們可以從這些視覺聯想中產生對音樂的感動?


愛樂人如你,也許跟很多人一樣,在心目中,始終認為研究古典作品有某種道德價值。但是其實,這種價值跟我們平日接觸的廣告或是文字會引用古典畫作一般,將藝術的層次用直接反應的方式,讓一般民眾感知,其實約翰伯格(John Berger)已經提到,因為「藝術是富裕的指標;屬於美好的生活;是這個世界送給富人和美女的一種裝飾」。

文字和音樂之間的連結,在聆聽音樂的過程中,較常出現的,我們也較為直接接觸的,通常是歌詞或是劇本,或是透過音樂家在樂譜或是標題上下的苦心。這麼說來,也像是我們在欣賞抽象畫時,創作者的定題通常幫觀賞者奠定下觀賞認知的基礎,讓觀賞者足以從題目中與畫面對應,而從中看出一些端倪。那些定為「無題」,或是僅以作品編號命名的作品,就常讓觀賞者掉入五里霧中,不知從何掌握起。當音樂中,看到是奏鳴曲、前奏曲、練習曲……等,單一並未定義的曲式,除非對音樂已經熟悉,或是對音樂家有所理解,要不然,一般聽眾是難以直接從這樣的資訊中,可以一下「聽見」音樂家所希望傳達的訊息的。





這些聲音訊息的解答解碼,透過文字,或許是最容易及普遍傳達的方式之一。歷代作家對音樂作出的解釋及重新理解的作品,也不在少數。近期暢銷作家如村上春樹一輩,更甚至對音樂的興趣足夠寫出數本音樂相關的書,唱片公司也樂於將這些作家書中所提及的音樂,另外編成唱片以文學之名包裝促銷,也滿足同時喜好音樂及文學的大眾需求。這讓音樂與文字的關係,不僅只於歌詞與劇本之間的關係,也讓文字成為詮釋音樂的另外一層可能性,讓訊息在不同的藝術媒介中,轉換方式流傳,互相見證。

打開歷史,過去文藝興盛的幾個時期中,其實無論各式各樣有天分才華的人,總是有辦法聚在一起,互相激盪,甚至競爭,比較出誰或是哪種藝術類項才是帶領時代,或在歷史中代表時代的藝術表現方式。這也意味,其實作家、畫家、音樂家在很多時代或是場合,也許都共處一室,共同討論時代及藝術表現所帶給他們的啟示。我們也許無法想像,在一九二二年的巴黎,畢卡索(Pablo Picasso)、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喬埃斯(James Joyce)同桌而坐,就算還未摸清楚對方底細,但也已經互相聽過各自的大名,也分別代表了他們的藝術成就,有了交集。

這其中的大文豪普魯斯特,雖然對同桌的史特拉汶斯基並沒有百分之百的好感,在他的大作《追憶似水年華》中,從第一部吵到最後一部的一個身分地位及藝術品位話題,竟也包括了到底是貝多芬的音樂成就比較偉大,還是華格納對音樂所提出的創新比較重要。

這樣的例子在這部細密綿長的小說中,音樂所占的篇幅,相當之大,主角馬塞爾與前半部的描述主角斯萬,對於他們的社交圈及交友情形,常就是以音樂及音樂所提起的主題來描述情誼及對愛人的癡戀。有趣的是,當時普魯斯特也在小說中創造出極具藝術天分,但是生涯失意的音樂家雛型,一位名叫凡德伊的作曲家。在許多的文學評論中出現,凡德伊的角色,建基於與普魯斯特約略同年代,在巴黎享有名氣及才氣的音樂家,如法朗克(César Franck)、德布西(Claude Debussy)、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蕭邦(Frédéric Chopin)等人。更直接在小說第四部中,提及其中的角色德.康布梅爾夫人是蕭邦當時唯一還在世的學生,並還足以將大師的情感及演奏技巧,傳承延續,讓身邊及希望還能感受到大師在世的人,可以從她的演奏中,看到蕭邦的影子。這位號稱巴黎上流社會八卦大師的小說家,另外布下了精彩引言,讓這部小說與音樂的交織精采層次更上一層,就是在開場就已經讓故事主角馬塞爾利用對於喬治桑小說的熱愛,而對文學染上深深的興趣。這位當時造成巴黎轟動的女作家,也就是曾經與蕭邦若即若離廝磨十年的情人。

蕭邦的鋼琴作品《第六首前奏曲b小調》中,就以音樂紀念了這段關係。喬治桑在回憶錄中寫到:因為大雨,她與兒子出去購物,遲至六小時之後才到回到家,才進門,蕭邦就對著母子亂叫,以為他們已經死去成為鬼魂。這六個小時的等待,對於生性纖細敏感的蕭邦,絕對是難耐的煎熬,就在神智恍惚之間,他試圖彈琴鎮定,卻在琴聲中看見自己溺斃湖水中的景像。就在最後終於看到喬治桑母子時,已經認定他們已成鬼魂。這段故事也足以顯限,音樂之所以足以讓人可從中望想見,其中的感情及情境,投射出來的,也許是某個已經成形的想法情緒,或是實際經歷的感情投射。

與蕭邦同期,既是相互較勁的演奏會敵人,亦是互相尊敬的藝術家,也還幫他立過傳的李斯特(Franz Liszt)因為才華出眾,不僅作曲足以造成一世潮流,還因為相貌出眾,技巧讓人無法捉摸、神出鬼沒而受當時社會所歡迎。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他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中,就直接獻一首詩給與他同時的李斯特(Franz Liszt),題為〈神杖〉,他也不吝於解釋。

從道德和詩意上來說,是神聖的象徵,神父與女司祭——上帝的使者和侍從手持著它為神明司儀。可是就它本身來說,只不過是一根棍子……在它的身上,藤蔓花枝畸形怪狀地纏繞攀爬……又有哪個凡人敢斷定是鮮花葡藤為木棍而舞呢,還是木棍為顯示花蔓之美而生呢?……

從文中的木棍與纏繞在上的藤蔓,可以看出波特萊爾就這兩個角色的相輔相成來點醒閱讀者,要從中體認李斯特對於音樂創作及鋼琴技巧,創作加上演奏功夫到了錦上添花的地步,足以讓波特萊爾深深著迷。更甚,波特萊爾提到,就算是仙女們被戰無不勝的酒神逗弄慌亂,也不曾像李斯特「在弟兄心靈間大顯神靈時那樣威力無邊,變化無窮!」

這樣對音樂的形容,也許在今天的音樂廳,你我無法一下就從中獲得相同的樂趣,因為這些作家與音樂家,至少在對靈性的敏感度是多少在同一個頻道上。讓他們可以相互溝通。但是音樂這樣抽象的形式,對一般人如你我可能就沒有辦法讓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神杖、神父、酒神……等。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在美的歷史中也不忘插嘴解釋音樂美的起源,特別是聲音與影像的對立,自古希臘時代,音樂就已經被認為比是覺藝術更容易表達靈魂,原因就在於靈魂的不可捉摸性,對於熱情的撩撥能力也比視覺藝術高出許多。艾可說道:「古希臘人則認為,表現美的事視與聽,而非觸、味、嗅,視覺與聽覺使對象與觀者之間能保持距離。不過能夠聽的形式,例如音樂,又因為在聆聽者心中喚起的反應,而惹嫌疑。音樂的節奏影射事物常變不居的流動……」




當我們引以希臘文化來解釋古典音樂及當代音樂時,又必須小心,當時的音樂家及音樂表現,大多來自未受教育的奴隸階級和吟遊詩人。也就因此,雖然當時的音樂討論及理論是由以數學著稱的畢達哥拉斯起始,但他也提到作曲家僅知道音樂世界的規則,可是對具體聲音世界並未提出藝術化的見解,而將興趣轉去音樂與體現比例與數學之間的關係。而這個所未藝術本能與數學比例間的神秘關係,一直要到現代科學普遍之時,才被大家所接納兩相緊聯的關係。

話說回來,在前往音樂會,或是聽唱片,如果不清楚鋼琴家的背景、不了解音樂家的背景、不懂曲目細節,這樣的聆賞經驗,對很多人還是容易造成聆聽上的障礙。但是我們去音樂廳聽演奏會時,是去看鋼琴家的禮服及台上的鋼琴嗎?還是去聽那將廳堂充滿的音樂,與我們的靈魂與情緒互相勾引纏繞又升華的那種快感?在小說中形容的那些音樂,或是這本刊中所描述的資訊,不也是用文字及討論,來吸引對這個神聖不可捉摸的藝術表現形式,拉到我們還能理解討論的平台,用我們都可以解析的文字,來與愛樂的你我,一窺這撩撥靈魂的抽象意識。其實,最可怕的是,視覺藝術與文字,總有辦法將其中部分遮掩或是閉起眼睛,但是耳朵無法關起來,音樂直接深入的是腦中最深層的智性與感性,甚至在睡夢中都還具有聆聽的功能。當你要描述聽到的聲音時,是不是會要用其它具體的事物、景象、人物來描繪這樣抽象的情感?難怪,最近聽到的鋼琴,都變成了江海波濤,或溪水潺流,亦有人馬雜沓的奔騰氣魄,全從那只有黑白的怪機器中產生。


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10

萬世靈魂的昇華 ——布列頓與威爾第的《安魂曲》

文/陳英哲
(本文刊載於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樂覽》雜誌2009年9月號)


「我不能重新生活,但我們一起就可以重新生活。」——大江健三郎


有「日本的良心」之譽,即將在今年十月應邀來台的大江健三郎,在讀賣日本交響樂團於莫札特誕生二五O週年音樂節慶之際,受邀為莫札特《安魂曲》(Requiem Mass in D minor, K. 626)的演奏會題詩,他感懷寫下「我不能重新生活,但我們一起就可以重新生活。」,自身生命無法扭轉重來,但是與全人類一起,這樣的生命絕對有可能重新定義。年輕時檢討日本的對於二戰態度的《廣島札記》及《沖繩札記》起始,到最新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慄早逝去》,皆是反省世界角色定位及人生疾苦的嚴肅文學筆調,連自己寫完這句題給一般會與悲慟聯想的曲目時都說出:「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正式從正面寫詩的開始。」



大江健三郎與小澤征爾  莫逆之交

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同年的小澤征爾,相互因為長期對文化與國家的關注,極度推崇對方的藝術成就,為莫逆之交,無論兩人身在何處仍經常交流。列入世界前二十最佳交響樂團的日本齋藤紀念管絃卻團,每年於日本阿爾卑斯山稱譽的長野縣松本市舉行音樂祭。二OO九年八月下旬為期三周的音樂祭,重點音樂會為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為了在二次大戰中被摧殘,爾後重建的大教堂所譜寫《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 op. 66),樂團總監小澤征爾親自指揮,演出四個場次。小澤征爾對於戰爭及死亡的體認,因為年輕時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而歷歷在目。自身戰後長期在西方世界國家發展,習自二十世紀指揮大師卡拉揚、伯恩斯坦……等,小澤征爾的名望與能力早已備受世界肯定。極為深厚而且內斂的內涵層次,就是這位日本指揮家從歐洲開始發展就被發掘的特質。也讓大江健三郎與小澤征爾對於日本定位的問題,在對談紀錄中有相當程度的吻合。

布列頓安魂曲諷刺人類愚昧和自大

布列頓一生中寫過兩首大型安魂曲,除了《戰爭安魂曲》,另外一首為《安魂交響曲》(Sinfonia da Requiem op. 20)。《戰爭安魂曲》譜寫目的,更在凸顯戰爭的荒唐與無意義。《安魂交響曲》則原為日本政府在一九四O年請布列頓譜寫天皇執政二六OO年的紀念音樂,不料布列頓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行為早已無法認同,故以安魂彌撒的形式寫成,日本皇室拒絕接受。從小澤征爾今天還演奏布列頓的《戰爭安魂曲》可以看出,小澤對於國際政治及時勢狀態的仔細及直接的關切。

布列頓的兩首安魂曲主題皆以凸顯暴力和現代衝突為目標,因此與「安魂曲」這個極度宗教的曲式有極大的差異。雖然他的兩首曲至今一定會被安排在著名安魂曲名單上,但演奏時卻大多在諷刺人類的愚昧和自大。反觀莫札特的《安魂曲》,因為當時受委託時有實際之用,雖然未完成,但是形式上還是與天主教的「安魂彌撒」格式較為符合。

除了莫札特與布列頓的安魂曲,我們熟悉的的安魂曲通常還會包括威爾第(Giuseppe Verdi)、佛瑞(Gabriel Fauré)、德佛札克(Antonín Dvořák)、白遼士(Grande Messe des Morts, Hector Berlioz,原題意為「致亡者的大彌撒」)、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Ein deutsches Requiem,Johannes Brahms,原題意為「德語安魂曲」)及其他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音樂家。但是大多目前還能夠被大家所接觸及認識的安魂曲,幾乎當時就已經不是為了宗教目的而作。

最傳統嚴謹的天主教「追思彌撒」流程為九項:進堂詠(Introit)、垂憐經(Kyrie)、階台經(Gradual)、連唱曲(Tract)、繼抒詠(Sequence)、獻禮經(Offertory)、聖哉經(Sanctus)、羔羊經(Agnus Dei)、領主曲(Communio)。括號內的文字為天主教教廷使用的拉丁文,因此古典音樂中的安魂曲大多是拉丁文唱詞。上列幾首最知名的安魂曲卻就有兩首與這個規則不符,也因為音樂家對於曲式呈現不再拘泥在教堂儀式中,而更像是在音樂廳中演奏的規格。布列頓的《戰爭安魂曲》除了運用原拉丁文經文,另加入英國軍人詩人歐文(Wilfred Owen)所寫的詩句於曲中相互交替穿插,甚至重疊,以顯現戰爭的無情與荒謬。

布拉姆斯以德文翻譯《聖經》寫《安魂曲》

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則因為布拉姆斯當時信奉路德新教,相信信仰應該不是以唯一教廷為宗,應該使用各地不同的語言來讓信眾更接近教義,因此用母語德文翻譯的《聖經》來撰寫安魂曲。也因如此,似乎不能引用原「安魂彌撒」的曲式,反而更適合音樂會演奏使用。一般相信布拉姆斯得以寫成安魂曲,緣於母親在一八六五年過世,這首《安魂曲》則在一八六八年完成。第二樂章的主題,有些是早在一八五四年因好友舒曼(Robert Schumann)去世時寫下的片段,後來將這些音樂感想也被放入了這部龐大的安魂曲。

傳統天主教追思彌撒,主要目的為引導亡者和平前往天堂安息,但是布拉姆斯在這部安魂曲中卻將還亡者在世的親人朋友成為音樂寫作的對象,也將其中《聖經》經文與天主有直接關係的字眼消除,甚至連基督教中最關鍵的「耶穌的救贖」段落拿掉。布拉姆斯對於未亡者的勵志作用遠大於對亡者的追悼與懷念,這亦是大音樂家能夠對人世提供更積極更光明未來的看法。摘自《聖經》二個不同部分及〈德訓篇〉拼湊成第五樂章的歌詞:「如今,你們固然感到憂愁,但我要再見到你們,那時,你們心裡要喜樂,並且你們的喜樂誰也不能從你們奪去。你們看一看吧,我勞苦不多,卻獲得最大的安寧。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我們可以直接從這一段歌詞,看到音樂家不希望在世的人過於悲傷,用音樂給予安慰,要在世的聆賞者趕緊邁步向前,迎向希望和光明。如此安詳和平甚至光明的主題模式,不常見於其它音樂家的安魂曲中。

威爾第把《安魂曲》當歌劇寫

即使運用傳統追思彌撒的模式,大部分的音樂家也沒有失去創意的可能。因為這個模式其實相當具有戲劇性,音樂家們也大大發揮他們想像力在其中加強音樂的可能性。浪漫樂派的歌劇大家威爾第就把安魂曲當歌劇寫,將彌撒儀式幾乎改成了一場天堂、人間與地獄的交戰。這樣的寫法似乎也達到了安魂彌撒另外一個目的,用幾近恐嚇的手法體現地獄的恐怖及無所不在的神威,藉以告訴還在世界的人們必須為善,否則到了最後審判之時,就為時已晚。因此,威爾第用〈安息經〉及〈垂憐經〉開場,用開頭就將氣氛帶向莊嚴肅穆,與天堂靈界溝通,讓神鬼皆近,為了之後的〈神怒之日〉(Dies irae,亦稱末日經),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最後的審判場景先鋪陳前奏。威爾第的〈神怒之日〉戲劇張力完全不輸他其它歌劇中的戰爭場景,甚至與同時期音樂家華格納氣勢磅礡的表現張力絕對還高。華格納聽了威爾第的安魂曲之後只說:「我還是別說任何話的好。」

在音樂中創造感同身受的悲傷

威爾第的〈神怒之日〉段落,近年來更因為日劇《交響情人夢》中使用過而聲名大噪。劇中男主角因懼怕搭飛機,因此當這一幕天人交戰的心理戰一開始,風聲雷動、萬物鼓譟、合唱鼓號交錯追趕的音樂就會起奏。如果有畫面,應該是風雨交加、神哭鬼號的一幕,所有世人一視平等立於上主的面前,接受末世最後的審判。這對曾經須要這一道儀式來教化世人的天主教,何嘗不是與我們講述地獄故事一般淒厲恐怖。而之後的〈淚水之日〉(Lacrimosa)為被審判的獲罪的人表現出最悲痛的情感。威爾第藉這個機會,尋求在世的人可以在這樣濃烈感情的音樂中找到與失去親人與悲傷的感覺,也讓天主教教義中祈求告解可以從音樂中獲得。威爾第因為太了解如何經營聽眾的情緒,知道在這樣一場大型救贖聚會之後,會因為他的音樂情緒編排而急於釋放解脫,他不在延用過去儀式中〈羔羊經〉之後的〈領主詠〉,反而將聽眾亟欲解放的渴望,將感情逼向極致,用〈安所經〉(Libera Me)重複「上帝請拯救我」字眼,似乎煽情的方式結尾。今年四月,廣州就特別選擇威爾第此曲紀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

威爾第原本在一八六九年要與另外十二位音樂家共同創作一首《安魂曲》,一起幫同為音樂家的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辭世哀悼,希望可以在羅西尼逝世一周年紀念時演奏,就在原本預計舉行演奏的九天前,計畫因故取消。這首曲子也就此封箱,直到一九八八年才由來過台灣多次的德國指揮家瑞霖(Helmuth Rilling)在斯圖加特首演。威爾第也因為這個計畫,譜寫了一些相關主題,直到一八七三年的五月,威爾第相當景仰的義大利國寶作家曼左尼(Alessandro Manzoni)過世,威爾第隨即進行譜寫《安魂曲》,將這兩位義大利國寶對於世界文化所帶來的貢獻,還有失去他們等於失去文化的感受,用以國殤的規格,甚至譜寫的器樂規模是有史以來,樂曲音量最大聲的一個曲目。

法國作曲家佛瑞,也是因為母親過世而作出的感情濃烈的《安魂曲》。佛瑞將並沒有採用「神怒之日」主題,而是加入〈慈悲耶穌〉(Pie Jesu)一段。雖然還是有〈安所經〉,但是只是小結局,之後還有大結局是〈在天堂〉(In Paradisum)充滿和善氣氛、美妙音樂、鳥語花香、天使齊唱,音樂逐漸走向安詳和平,讓聆賞人皆感到平撫與寧靜。作曲家希望聽眾可以從「人」的角度體會死亡在信仰中的角色;這首曲子對死亡的描述絕對不該是恐懼,佛瑞覺得自己的安魂曲「更像是一首永別安眠曲」。

法國作曲家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曾這樣評論佛瑞的《安魂曲》:「如同莫札特的〈聖體頌〉(Ave verum Corpus)不可能更好的版本,那麼除了佛瑞,也不會有其它〈慈悲的耶穌〉出現。」(本段在刊登時有刪節,因同刊物另有文章談到此曲)

莫札特《安魂曲》像部精采偵探小說

至今仍謎雲滿布的莫札特《安魂曲》,其實僅有第一部由他親手寫完全部配器及聲部,第二部的合唱與弦樂,第三、四部則只完成了合唱。大家最常聽到的〈痛哭之日〉,莫札特只寫到第八小節。所有莫札特的傳記和故事中,都會出現這個場景,一位形色匆匆的黑衣人出現在他門口,請求他譜寫一首安魂曲。這一個很多細節都未交代的神祕請求,讓莫札特感到不安及生命將盡的可能。其實這個請求是行事詭譎的瓦爾茨格伯爵(Count Walsegg-Stuppach)希望為摯愛亡妻能做的最後一件事,派出的中間人對兩造皆不是很熟,因此讓莫札特感到神秘。莫札特還在世時收了一半的酬勞,另外一半本來要等到交稿時再給付,但是莫札特還來不及寫完就過世。莫札特遺孀康斯坦策希望可以領取另外一半的酬勞,秘密拜託莫札特的學生和朋友幫忙完成。第一位被拜託的作曲家艾伯勒(Joseph Von Eybler)完成到〈痛哭之日〉,將稿子還給康斯坦策,推辭說沒有能力將全曲完成。最後才由蘇斯邁爾(F. X. Süssmayr)完成全曲,讓康斯坦策用此稿交給請託者,並領取另一半的酬勞。雖然這也只是較位大多數人採信的其中一種說法,但也可以知道這首曲子中間的故事曲折離奇。

大江健三郎所提的那行詩句,希望在世的人皆要信仰更高的一種信念,全人類就有可能朝著更好的未來重新來過,過去的智慧及消逝的生命,也就不會那麼的令人遺憾。我還記得第一次接觸的安魂曲就是莫札特所作的,當時因為對於這個根本就是偵探小說的過程充滿好奇,想聽聽這樣附有魔力的音樂到底是什麼聲音。在圖書館裡帶起耳機,開始的〈進堂詠〉已經被強大的能量所吸入,當進行到〈痛哭之日〉時,閉起眼睛看到滿天的烏雲密布,似乎上方的陽光被一層一層的雲所掩沒,由心中湧出的感懷之情泛溢,即將崩潰的綿密情緒四處找尋慰藉,卻一點也不捨得脫下耳機,卻又不知道要怎麼終結這種哀傷。

逝者已矣 來者可追

威爾第〈神怒之日〉中的天搖地動,讓人想起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甚至直接與台灣關係,有十年前九二一令人懼怕的回憶還猶在腦海,台灣又經歷八八水災的打擊。「安魂曲」中,除了讓亡者安息,讓傷痛平復,如同許多作曲家在音樂中告訴我們的一樣,還在世的我們必須要知道前方仍有希望及未來等著我們,家園還等著我們清理經營重建。有一群因為災害而受到創傷的下一代,須要我們付出更多的關懷和愛心。趕緊讓將傷痛及不捨化為解決問題及挑戰的力量,讓已逝者可以在另一個世界真正的安息,不必為我們擔心。



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

達利連這個都可以超現實 ——畫家、詩人,情戀無盡的浪漫與衝突






文/陳英哲

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學生書苑(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在1922年,聚集了一群即將影響世界的藝術家們。這麼說,對正值盛年23歲的費德利可賈西亞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也許相當不公平,因為羅卡在這年已經出版過三本詩集和完成並製作出一齣轟動的舞台劇,也成為全西班牙知識界知名的意見左右者。

這年,十八歲的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入住學生書苑,就讀聖費南多美術學院(Academia de San Fernando)。與當時已經在學生書苑的這一群藝術狂熱份子相較之下,達利亟欲爭取進入這個在書苑已然形成的文青圈。因為家裡的友人把巴黎當時流行藝術資訊帶給對達利,讓他對於巴黎正值流行的立體主義及其它前衛藝術不僅不陌生,甚至在創作理念上與巴黎頂尖藝術家並駕齊驅。

熱烈情誼的分與合

當時達利與羅卡最大的分別,在於達利追求著世界性的成功,也因為他對於巴黎藝術世界的渴求,將能在世界舞台上立足視為目標。羅卡則追求發掘自身及認同,特別是對於不同社會階級間的待遇,及來自各族群間的互動。

就在熱切想深入認識對方時,達利在1925年的復活節邀請羅卡,到位於加泰隆尼亞的故鄉卡達奎斯作客,這也是來自保守南方安達魯西亞的羅卡首次見識到完全異於家鄉南方,北方加泰隆尼亞式的豪邁豐富。拜訪達利家人的北方之行,引發羅卡寫下〈達利頌〉一詩,並於隔年發表。這首長詩運用羅卡在這個時期善用的歌謠方式讚頌,形式與羅卡在1928年出版的經典名著《吉普賽故事詩》所運用的類型詩式相同,詩行間更是將達利精準掌握。

……噢,橄欖色的聲音的達利

……我並不讚賞你不成熟也不完美的筆觸

但為你方向堅毅的箭唱和……

一副從來沒有被撫觸過的法國牌……

(羅卡,達利頌)

唯美聖者與神聖達利的……

當羅卡去信告訴達利這首詩的進行,達利數次寫信給羅卡,提及殷切渴望看到這首詩的全貌,甚至說:「我沒那麼笨驢子,我會懂其中一些的!」這首詩句中的箭,對映於達利在來信中提到,藝術史上描繪出來最美的聖人普遍認為是聖塞巴斯提安,「我的聖塞巴斯提安畫像,我是想著你畫的……有些時候,我覺得他就是你,讓我等著看聖塞巴斯提安化成你吧。」這首詩發表後的隔月,兩人在馬德里見面,羅卡不只一次用身體向達利示愛,但是達利沒有接受,還曾說:「反正也太痛了……但是他這麼偉大,也許我還真欠他一點神聖達利的屁眼……」。

《吉普賽故事詩》出版時,達利批評嚴厲。已經在巴黎闖蕩一段時間的達利寫信告訴羅卡,認為他對傳統過於拘泥,會讓無限天資被形式綁死。達利此時投身於超現實主義所呈現的暴力與死亡,在《醜的歷史》中提到,「超現實主義」令人不安的情境與醜怪的意象,將當時興盛的佛洛依德夢境分析實踐在藝術創作中,達利與同期藝術家靈活運用「精緻屍體」遊戲,將日常生活之事,用不合常理的方式排列置放,呈現精神上的暴力與悖離。達利和羅卡同期在學生書苑的路易.布紐爾(Luis Buñuel),運用電影技術更將超現實藝術的形式推向極致,拍出夢境與暴力交織的《安達魯之犬》。

詩人孤獨死於無名塚

從西班牙內戰直到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就算羅卡死於1936年得年38歲,羅卡的詩和戲劇都因為他的左派政治取向和同性戀傾向,被西班牙政府禁止出版流通直到佛朗哥1975年去世為止。之於西班牙文化及世界文壇,羅卡的成就不容置疑,也早就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羅卡死於一次佛朗哥政權指揮的集體處決,埋葬地點直到現在都還無法完全確認,也跟西班牙政府還無法完全客觀公斷佛朗哥政府的暴行有直接的關係。浪漫的詩人,最後因為自己的政治及性向,被用以殘暴的槍決,埋於亂葬崗中,連個記號都不存在。身為詩人,為理想殉道埋藏於字句之中,如這段達利的詩句:

他的性顫抖糾纏著

像荊棘中的一隻鳥。

在地上,已無章法,

他斷了的雙手跳動

在斬首的祈禱文中

依然能虛弱地交叉。

在紅色的洞裡

他的胸膛所在之處

可看到微小的天堂

和白色乳汁的溪流。

千株血的小樹

覆蓋他整個背部

並以火焰的小刀

抵抗潮濕的樹幹。


〈給歐拉雅殉道者〉,羅卡(聯經,陳南妤譯)



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